从上至下、从左至右：

邓琛琛、黄思翀、李舟、马子闻

宋谷川、杨少华、杨孝萌、张子佩、周莹盈

（按姓氏拼音排序）

本文为清华－康奈尔双学位金融MBA2022级《商业银行学》课程报告，作者是第四组：李舟、宋谷川、黄思翀、马子闻、邓琛琛、杨少华、杨孝萌、张子佩、周莹盈。授课教师：张云。张云，中国农业银行原行长，曾参与和主持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的全过程，对现代商业银行的转型发展有比较深刻的理论造诣和经营业绩。

一、资产负债管理的定义及银行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分析

（一）资产负债管理的定义

商业银行的管理目标层次丰富，需统筹考虑股东、员工、消费者、监管机构和社会大众等众多相关者的共同利益，将资源合理配置才能实现多重目标平衡，且只有在经营利润超过股东资本投入的机会成本时，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利润，以实现价值创造。

银行利润主要来自负债和资产间的利率差。存款是典型的负债来源，其利率即负债成本；而贷款作为典型资产，其利率则为资产收益。银行为实现利润，会不断增加负债、寻找资产，表现为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但利差不全由银行自身决定，而是以宏观环境和市场为基础，以结构化政策为抓手，通过一系列精细调节整体管理，达成资产负债表的良性扩张。

（二）资产负债管理内外部环境分析

在进行资负管理时，银行首先要考虑面临的宏观环境，这决定了全市场的利率基础，也是其外部制约。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前，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基准利率由人民银行决定，所有银行遵照执行。但随着利率市场化深入，央行给予各家参考基准加减点的自主权限，放开差异化竞争。

央行政策工具可分为偏价格型和偏数量型。2013年之前，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外汇占款是流动性投放的主要手段，而后准备金率成为主要手段；2016年后，中期借贷便利（MLF）与准备金共同承担长期资金投放的职能，公开市场操作（OMO）成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价格型工具如各种基准利率、LPR等等，决定了市场的基础利率；偏数量型工具如OMO和MLF等等，不断调节着市场货币总数，并通过每期操作价格微调市场利率中枢。资负管理必须基于央行的货币政策，与其他市场利率结合考虑。

2016年后，央行开始构建利率走廊，MLF成为调节中长期流动性的重要手段和金融市场利率的锚。一般在经济较好的时候用MLF投放流动性，在经济较弱的时候用降准投放或置换MLF。2019年4月后，MLF于每月中常态化续作，其价格工具职能进一步加强，此利率走廊成为银行资产和负债价格的参考基础。

2019年8月，央行宣布开启贷款利率LPR改革，将MLF与LPR挂钩，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这代表着存款利率换锚，逆回购利率和MLF实质上成为了我国的基准利率，锚定了银行的资负管理。目前，1年期MLF 2.75%，1年期LPR 3.65%，5年期LPR 4.30%。

下图可见，随着经济增速向下，资本密集产业下行导致了贷款需求边际减弱，利率下行同时也导致利润空间被压缩，银行需要寻找新的资产来源。

随着我国稳步迈向成熟经济体，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伴随经济增速亦稳步下行，这将长期成为国内利率的宏观环境。利率下行同时，资产端和负债端的利差也在不断缩窄，这则是银行资负管理的外部制约。此环境下，银行如何对资产负债分别进行精细化管理，既确保利润稳定，又实现各类业务和政策目标相契合，则尤为关键。本文后续将分别分析四大行的资产结构、负债结构，并阐述资产负债管理对四大行业务转型的重要作用。

二、四大行资产端结构情况

（一）整体资产结构

2019-2021年，四大行的资产总额呈现平稳增长趋势。截至2021年末，工、建、农、中四大行的资产总额分别为351,713.83亿元、302,539.79亿元、290,691.55亿元和267,224.08亿元。2021年，四大行的总生息资产平均占比均在90%以上，显示出较好的资产使用效率。四大行生息资产主要以客户贷款、金融投资和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为主，其中客户贷款2021年的增速均在10%以上，高于总资产增速，体现出四大行加大贷款投放力度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二）生息资产收益情况

受经济复苏动能边际放缓、疫情冲击、能源短缺、供应链瓶颈等因素影响，为落实国家宏观政策持续让利实体经济，四大行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工、建、农、中四大行2021年的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分别为3.56%、3.71%、3.70%和3.25%，较2020年均有一定程度下降。其中，中国银行2021年平均收益率显著低于其他三家，主要是由于中国银行境外资产配置比例较高，且收益率低于境内资产。四大行的生息资产中，平均收益率最高的均为客户贷款，其次为金融投资，体现了不同生息资产的风险定价差异。

（三）客户贷款结构及平均收益分析

2021年末，公司类贷款在工、建、农、中四大行整体贷款金额中占比分别为53.95%、51.13%、54.40%以及46.93%，个人贷款占比分别为37.09%、42.06%、40.92%以及34.22%，公司类贷款在四大行各类贷款中占比最高，符合中国经济特点。由于个人贷款的平均收益率高于公司贷款，四大行均积极拓展个人贷款业务。

四大行除票据贴现业务外，公司类贷款、个人贷款和境外业务贷款的利率均在2021年出现明显下行。其中，农业银行的公司类贷款和个人贷款的平均收益率分别下降0.19和0.15个百分点，总体贷款平均收益率由4.38%下降0.15个百分点至4.23%，均为四大行中降幅最大，体现出较大的让利幅度。

（四）金融投资结构

四大行的债券投资在金融投资中的占比均超过95%。2021年，四大行金融投资中债券的占比除中国银行小幅下降外，其余均有所提升，显示风险偏好有所降低。四大行债券投资均以政府债券为主，农业银行的政策性银行债券占比为20.76%，显著高于其他各家。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披露了债券期限结构，两家银行1年以上的债券占比均超过80%，显示未来收益较为稳定，受短期利率影响较小。中国银行境外业务优势明显，外币债券的配置占比达到22.51%，为四大行中最高。

（五）理财子公司情况

于2021年末，四大行均已成立理财子公司承接理财业务，工、建、农、中四大行的理财子公司承接母行理财产品余额占集团理财产品余额的比例分别为78.16%、92.25%、87.97%和53.44%，较好完成了资管新规下理财业务的整改。四大行的理财子公司也在近期分别与外资资产管理公司成立由外资控股的理财子公司，表明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中国商业银行越来越重视引入外资市场化的模式和经验以提高其理财服务和资产配置管理能力。

三、四大行负债端结构情况

（一）整体负债结构

2019-2021年，四大行的负债总额均呈现逐年递增趋势，每年的负债总额依次为工、建、农、中；存款总额逐年增长，较之于同业负债、应付债券、拆入资金等具有显著优势。2021年，工、建、农、中四大行吸收存款总额为888,706.02亿元，较2020年增加58,688.28亿元，增幅为7.07%。2020年，工、建、农、中四大行吸收存款总额为830,017.74亿元，较2019年增加72,974.17亿元，增幅为9.64%。近三年，吸收存款的绝对增加值呈现增长趋势，相对增幅呈现下降趋势。

（二）计息负债结构及平均利率

四大行计息负债占比优势显著，截至2021年末，工、建、农、中的计息负债占比分别为93.54%、93.91%、95.28%和91.95%，计息负债利息支出分别为4,715.38亿元、4,519.14亿元、4,300.27亿元和3,643.46亿元，平均利率分别为1.64%、1.77%、1.74%和1.63%。

（三）存款结构及平均利率

银行存款相对所有计息负债来说利率较低，因此存款是银行核心负债的来源，主要分为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公司存款和个人存款。银行的活期存款占比越高，其流动性越高，存款综合成本率往往越低，在市场上也越有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2021年末，工、建、农、中四大行吸收存款占总负债的比例分别为82.90%、80.97%、82.21%和74.44%，2021年四大行的存款均呈现正增长。

目前四大行公司存款与个人存款分布基本均匀，但由于存款中的个人存款利率低于公司存款，未来个人存款占比有望提升。按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划分，活期存款占比基本超过定期存款。

（四）同业负债和应付债券

同业负债主要包括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拆入资金、卖出回购金融资产，2021年，工、建、农、中四大行同业负债占比分别为7.62%、6.99%、6.09%和11.01%。应付债券主要包括银行债、次级债、可转债（纯债部分）等普通债券，2021年，工、建、农、中四大行应付债券占比分别为2.48%、4.79%、5.66%和5.70%。

四、资产负债管理对四大行业务转型的目标和重要作用

宏观环境面临经济下行和利率市场化带来的银行净息差拐点、经济结构化和行业变迁带来银行的客户属性持续发生变化、三架马车由投资切换为消费拉动、直接融资渠道日益丰富等多重挑战，都对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产生了巨大冲击。因此资产负债管理作为商业银行资源配置的总抓手，要求商业银行必须随环境及时调整管理目标，引领整体的业务转型。

（一）商业银行进行资产负债管理的目标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要结合资产端和负债端不同项目各自不同特性进行合理安排，即每一个时点下对资产负债表进行平衡管理（如何运行资金池，保证每个时点下的资产端能够获取更高的收益）。四大行也是在相同的思路下推动整体业务转型和资产负债配置。

（二）资产负债管理对四大行业务转型的重要作用

1. 社会资金再平衡，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四大行的业务转型无法脱离其最根本的职能，即社会资金再平衡。四大行通过资产负债结构的调整和管理，负债端从个人融资、资产端向企业供给，在促进自身转型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四大行均表现为公司融资需求较高，高于零售端的存款，且四大行零售存贷比均不超过80%。以农业银行为例，个人存款高达60%，公司贷款高达54%。

2. 优化收入结构、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持续提高非息收入

在商业银行轻型化、零售化、综合化的业务转型趋势下，四大行通过资产负债管理，优化收入结构、促进新利润增长点的形成，提升整体RAROC，持续提高非息收入。

受到疫情及让利的宏观政策指导，2021年全年净息差维度来看，四大行净息差伴随整体资产端利率下降、让利实体企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同比下降（详见附表24）。

轻型化趋势下，四大行不断优化业务结构，通过财富管理业务、综合金融服务等中间业务持续提高非息收入占比（详见附表25）。

零售化趋势下，四大行大部分以零售业务作为新的利润增长点，不断提高零售业务负债端占比，特别是建行在19-21年提升了4.1%，提升幅度最大，而农行在零售业务收入中提升最大为6%（详见附表26）。

其中特别对于高RAROC的私行业务，四大行加大了整体的营业投入（详见附表27）。

综合化趋势下，四大行通过投商行一体化服务、供应链金融等方式服务客户，提升对公的非息收入，特别是工行的对公非息收入占比高达23.7%。四大行也在不断加强理财业务规模，以增加非息收入来源（详见附表28）。

3. 提升整体资产负债管理能力，促进高质量业务发展

提升整体资产负债管理能力，有助于提高四大行对市场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促进高质量的持续发展。除上述观点外，四大行的资产负债管理仍应加强以下两点。第一，加强控制利率风险、降低净利息收入的波动性并维持净利息收入稳定增长的目标。第二，对不同业务完善成本收益风险的监测手段，引入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一些新指标，不断替代传统的存贷比、资本充足率、流动性资产负债比例等指标。这样一来，四大行的资产负债组合管理将更加精细化、系统化。通过资产负债管理能力的提升，四大行的ROE和ROA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特别是中国银行的ROE同比提升0.67%，农业银行提升0.43%（详见附表29）。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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