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清华－康奈尔双学位金融MBA2017级“自然辨证法”课程的优秀作业，作者是2017级学生蔡佳，授课教师为雷毅（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副所长 、副教授）。

引子

“只要
加上实践，配合你的知识，
加上信仰、德行、忍耐、节制，
此外还加上爱，
这样，你就不会不高兴离开
这个乐园，而在你的内心
另有一个远为快乐的乐园。”
--弥尔顿《失乐园》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德国哲学家马克思·韦伯创作的社会学著作，该书的结构可分为三个部分：上篇对宗教派别、资本主义精神、路德的“职业”概念作出阐述；下篇阐明了禁欲主义新教诸多分支的实践伦理观，并对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注释部分的篇幅不下于正文，具有与中文同等重要的学术价值。限于篇幅，现就本书正文部分发表一些读后感想。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本书的一个重要概念即“资本主义精神”。何为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的论述中，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之一是“理性的”（rational），商业活动中的逐利自古有之，如重商主义和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冒险都是基于对商业利润的追求，而这些都不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韦伯所描述的资本主义是理性的，它试图通过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获得来追求不断再生的利益，所谓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包括自由理性的劳动关系及劳动组织形式、精准的核算与筹划，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要考虑收支问题，通过规范的生产、管理制度实现收益的可预期性。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论述中“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可以窥见其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它不仅仅是从商的精明，更是一种精神气质。而对财富的贪欲，并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于这种非理性（irrational）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避免任凭本能的冲动享受生活从而放弃对财富的追求。资本主义的精神内核之二是“独立性”（independence），这包含着事务与家庭分离、个人与社会的相对分离、地界之间的相对分离，相对于西方以外讲营利企业变为皇室家业或（具有家政性质的）采邑家业的一部分的趋向，西方更加强调一种相对的独立，即对“私有制”的保护，反对国家、教会对国家权力的垄断，这种独立的理性促进了自由主义的发展。

韦伯在方法论上对社会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运用类型学方法论将世界各大宗教进行了分类，按照宗教对待世界的态度分为入世与出世；又根据对个人行为的期望分为禁欲和神秘。如此一來可以组合成四种类型，入世禁欲主义（新教）、出世禁欲主义（天主教）、入世神秘主义（儒教）和出世神秘主义（佛教）。根据韦伯的论述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ethik)与该民族社会经济发展间存在内在关系。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在西方可以快速传播发展至产生很多独特的社会组织、社会形式，并最终迸发出惊人的社会推动力和西方的宗教伦理道德息息相关。
在历史上一直有四种主要的禁欲主义（asceticisim)新教形式即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派及从浸礼运动中分裂出来的一些宗派。严格的禁欲主义反对毫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和人生所得的一切，新教反对毫无宗教价值的东西，加尔文宗认为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存在强烈的孤独感和悲剧倾向，然而他们不反对科学。与此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成就，因为上帝的意旨是要根据他的圣诫来组织社会生活。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职业”（calling）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清教徒肯定现实生活，与出世厌世的观念相反，他们认为“世界即是我们的修道院”，在尘世中的工作就是修道的方法，是上帝安排的任务，是神圣的天职。资本阶级文化中的“职业”所承认的是现世的工作。艰苦劳动和个人的进取奋斗之觉醒往往被归功于新教它构建了资本主义的内核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
正如本文开篇“新教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中描述的一样，清教徒更加重视的是尘世的生活，通过今生的实践和努力履行人生的职责，创造现世的乐园。禁欲主义节制认真、异常勤勉，他们对待工作如同对待上帝布置的任务，以天职观念为基础的禁欲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决定要素之一，也是现代文明决定性要素之一。虔诚的教徒应当对每分钱都有交代，管理上帝恩赐的财产。新教伦理实际上将人性追逐利益的本能合理化了，将营利变成了神圣的东西。18世纪中叶美国著名的清教徒布道家约翰·卫斯理的一句名言成为了清教徒精神的精辟概括：“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清教徒以赚取钱财为天职，同时克制自身的欲望保持节俭，保持理性圣洁的生活方式，同时出于对精神信仰和社区的关照，捐钱捐物，完成精神的满足。而前文中所提到的富兰克林的观点实际上与清教世俗的禁欲主义内涵别无二致，都将行为归为责任的驱动，只不过它已经没有宗教的基础，在美国，在资本主义获得更高发展的地方，财富的追求已然从原有的宗教和伦理含义中剥离出来了。

在探讨马克思·韦伯的思想的同时，我们很容易想到西方思想史上另一个重要的人物卡尔·马克思，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成书之时，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已经成熟并广为流传。两者主要的分歧一是在于对上层建筑与经济状况关系，韦伯的观点里宗教伦理、天职的驱动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并未其打好了基础，卡尔则强调历史唯物论，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天职观念是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反映；两者的分歧之二在于对资本积累的看法，韦伯的观念中，资本主义精神受到禁欲主义的影响，资本积累的过程是一个履行天职，理性的获得利益并最终通过捐献回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在卡尔的观点里，资本主义是人格化的，贪婪和享乐主义是资本家的内核，只有通过榨取他人的劳动力和迫使工人阶级放弃享乐才能完成资本的积累；两者主要的分歧还在于对生产关系中各个主体定位的不同，韦伯强调国家和盈利主体的分割，在他的概念中国家、资产阶级、生产阶级是三元的，而卡尔则强调阶级对立，将统治阶级捆绑成利益共同体与工人阶级形成对立，在他的概念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二元对立的关系。韦伯对国家和企业受到历史影响，长期以来国内学界都喜欢讲两者根本对立起来，实际上两者的理论之所以存在分歧还是由于其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及研究的出发点的不同。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大工厂慢慢衰落，阶级之间的矛盾在19世纪末期得到缓和，因而并没有发生卡尔·马克思所预期的工人反抗工厂主所爆发的革命。而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也在后世通过大量数据论证证明并没有如其推断的那样强大。但是，两者对社会学分析和研究提供的方法和重要概念，对后世社会学各项研究的重要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韦伯本书所要探讨的并不是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产生的必然影响，在书首和书末韦伯都反复强调他并不是要搞单因决定论，而是试图通过方法论手段从新的角度推论宗教因素是否并如何影响社会制度，其创造性的发现“文化作为影响制度变迁的重要前提、反绝对主义的方法论”包含着对人和社会的深刻理解、对资本主义精神内核和社会经济体系形成的清晰透彻的认识。本书谨慎的学术分析态度、卓越的洞察力及对事物不同角度的创见性观察为后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启发。

参考资料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思·韦伯 于晓、陈维纲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H·托尼 赵月瑟、夏镇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年
《外国社会学史》贾春增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