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清华－康奈尔双学位金融MBA2017级“自然辨证法”课程的优秀作业，作者是2017级学生杨哲，授课教师为雷毅（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副所长 、副教授）。
                            

　　上下五千年，从尧舜开始的中国最高统治者，直到秦始皇嬴政时期才开始正式使用“皇帝”这个称号，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大约出现了200多位名正言顺的皇帝，而那些割据一方临时起意，又很快消失在历史长河里的称帝者大约300多位。说到中国历代的帝王的表现，看似统计样本的方差很大，更多的人只记得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几个著名的昏君，更多的皇帝知之不详，被归于庸碌之辈，其实或许正是样本中的大多数，才更能够揭示中国帝王这个群体的同一性和差异性所在，即使是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一代明君和桀纣再世，也有很多本质上对立统一的内在联系。

　　从朝代上看，长期存在、基本统治或者实现大一统的朝代包括秦、汉、隋、唐、宋、元、明、清。这些朝代的皇帝执政时间相对较长，其中除了二世而亡的秦朝和隋朝，多数皇帝能够得到善终，因而所处的环境也相对宽松，其表现在统计学上有连续性和一定的参考价值。而那些处于分裂状态的时代，上溯至春秋战国（虽然君主不是皇帝而称王或者公，但是由于西周东周历时760年，具备相当的时间长度和样本数量，因而也在考虑范围内），再到三国、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等等，朝代更替频繁，能够在位超过40年的皇帝凤毛麟角，统计学样本里明显低于5%，更多的皇帝在位不超过10年。受到生存压力影响，他们的表现呈现出更加功利化和缺乏连续性、情绪化色彩浓重的特点，这给总结分析带来了一定难度，但是在乱世磨砺出的仍有一些颇有可为的英主，和一些虽然未能为后世称颂，但颇有典型性的君王，这些是分裂朝代皇帝值得研究分析的价值所在。


　　首先我们从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说起。这四位皇帝身上存在一个共性，那就是生于忧患，这个忧患叫做政权合法性，恐怕是中国所有皇帝最怕面对的一个难题，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都是头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秦始皇嬴政的政权合法性威胁来自于其与丞相吕不韦微妙的关系，尽管包括《史记》在内的正史里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二者之间的父子关系，但是早在秦始皇执政之初，对其是否是上任秦王异人之子的猜测就甚嚣尘上，这些流言蜚语却是有证可查，这也直接导致了吕不韦最后的殒命。不是先王之子，这不单单是失去王位的问题，更是性命之忧，这样的忧患，是不能简单忽略的；汉武帝刘彻的忧患来自幼年即位，外戚当道，这个童年的阴影直接导致了晚年的刘彻杀死了自己宠爱至极的钩弋夫人，“母壮而子幼”，这正是对外戚专权内心深深的忧虑和恐惧；唐太宗李世民的忧患毫无疑问是玄武门之变的弑兄夺权，这也成了后来困扰李世民一生的梦魇，在封建社会的伦理价值体系里，李世民需要背负的压力，是难以形容的；宋太祖赵匡胤的忧患来自于五代十国一直顺承下来的大将继承的默认规矩，即夺权之后的皇帝在百年之后，要把皇位让给拥立的大将，纵观五代十国，莫不如此，即便皇帝不愿意，违背了承诺，最后新任君主也完全制掣不了军队，无非是血溅宫闱的结果。从后来著名的“烛影斧声”来看，赵匡胤到死也没能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子嗣，而自己身边的大将，正是他的弟弟赵匡义。所以，世人歌颂的不世明君，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轻松，而正相反，他们每天都背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从另一角度说，正是这种忧虑成就了他们，成了任何事情和伦理教育都无法比拟的精神鞭策，促使或者可以说逼迫他们必须付出超过一般君王数辈的努力才能获取一定的安全感。我们不妨观察一些细节，唐太宗李世民年轻时是一位驰骋疆场的战将秦王，擒窦建德，灭王世充，这种人心中都是极其骄傲的，为什么能以常人不能忍的态度容忍魏征近乎苛刻的无数次进谏，于是你会说，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但这终归是帝王鞭策自己的话，帝王也是人，人性的本能怎么会愿意天天在兴头上被浇个一盆冷水淋漓尽致呢？所以魏征死后，唐太宗也曾因为一些小事发怒，叫人砸了魏征墓碑的一角，后来又补回，魏征的后人终太宗一朝未得丝毫恩遇，其实往往只有下意识的行为才是真实想法的流露，也许这才是没有束缚危机感的太宗真实的心声，而如果一直保持这个水准的太宗，怕是难当贞观之治的重任的。因此，我们说，长期被政权合法性威胁而未被摧毁的皇帝，常可发挥出超乎常人的力量，成就超乎常人的功业。

　　第二，通过对大量有为明君的统计，我们发现，少年就奋发有为的年少英主，相较那些成年以后才坐上皇位的皇帝，晚年的昏聩程度要严重地多，这里面只有极少数类似康熙皇帝这样的例外。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个事实其实是值得深思的，在大量的样本统计下，个人性格、朝代、乃至文化模式作为干扰项的影响已经不再具备说服力，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这个结果的必然性，那就是，对于皇帝这个职业，一个智商情商被过早开发的人，他的精神支持上限是多久。比如被曹操称赞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十几岁接过父兄濒危的江东基业，到最终鼎足三分，赤壁夷陵两把火，烧退了当世奸雄曹操和枭雄刘备。然而到了晚年，十道责问逼死社稷支柱陆逊，接着连续弑杀自己两位预定继承人，直接导致他死后东吴陷入了数十年的混乱。少年英主汉武帝刘彻，晚年冤杀太子刘据，崇信奸臣江充、李广利，晚年多疑暴躁的失常行为为其死后权臣霍光大权独揽，西汉走向衰败起到了相当消极的作用，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天资聪颖的年幼帝王在这个全世界最被人渴望也是最艰险的位置上过早的透支了所有，被恐惧、权力和无所不在的怀疑严重扭曲了人格。那些还没来得及表现出昏聩的君王，只不过是活的不够长而已。强如梁武帝这样毛泽东都深为敬佩的皇帝，尚有80多岁高龄被侯景饿死在石头城的惨剧，开春秋五霸之先河的齐桓公小白，晚年惨死于易牙竖刁之乱。道理其实已经很明确，就是坐在这个孤独的座位上，出问题只是时间问题，那些安稳度过一生的皇帝，大多数只是活得不够长，或者即位太晚，受戕害的时间少而已。权力是让人上瘾的游戏，或许可以从生物学的角度做如下猜测，支配一切的快感会给人带来额外的多巴胺释放，而这个在长期释放后，身体已经习惯并引以为常量，而随着衰老，本身的多巴胺释放量下降，同时害怕失去的恐惧感加重了脑中多巴胺等各项神经递质释放吸收的失常，那么曾经给帝王带来过多少欢乐的权力，此刻就会给人带来更多的痛苦，就难怪如孙权刘彻这等人物，会出现如此失常的晚年了。

　　第三，中兴之主，往往是王朝加速死亡的起点。能够有中兴君主出现的王朝，基本都是统治超过200年的大一统朝代。历史的浓墨重彩往往集中在描述那些中兴之主怎么励精图治，却鲜少有人能够认真思考一下这之后发生了什么。很遗憾的是，虽然并非出自本意，但几乎每一位中兴之主都加速了自己朝代的死亡。汉代中兴之主毫无疑问是汉光武帝刘秀，那么此后呢？汉光武帝可曾出过一个优秀子孙？光武中兴之后，地方割据反而更加严重，中央的控制日渐薄弱。唐朝中兴之主极富传奇色彩，唐宣宗李忱，一个被宦官拥立的，当过和尚的皇帝。在他之前的唐文宗唐武宗都是宦官拥立，且都曾试图反抗，最终没能成功，到他手里，一举夺回了权力，并且请魏征五世孙魏谟为相，击败吐蕃，收复河湟，平定塞北，人称“小太宗”...结果临死前将继承人的大事交给一个宦官处理，导致另一个宦官夺权，此后的唐朝皇帝彻底沦为宦官傀儡，再也没有任何一点反扑的力量，这个剧情是不是变化的有点快啊...宋朝中兴之主宋孝宗赵昚，被称为南渡皇帝之首，整理吏治，为岳飞昭雪，结果隆兴北伐失败，朝政再次被他没出息的老爹宋高宗赵构掌控，他失去了权力，高开低走，晚景凄凉，说到底，他不够坚韧弘毅，没能承担起挽狂澜于既倒的历史使命，反而将朝政落入了庸夫手中，加速了南宋的下滑...例子还有很多，几乎没有例外，中兴之主短暂的回光返照不仅没能改变历史的车轮走向，细细分析，很多最终覆亡的线索反而都是在那时埋下的。那么我们要问，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他们不够努力？提到这里我有必要说两个人，一个是崇祯帝朱由检，一个是金哀宗完颜守绪。这两个人都是被世人嗟叹生不逢时的皇帝，生于末世，完全无法拯救已经急速下沉的河山，只能跟着一起玉石俱焚。这两个皇帝的勤政和努力挣扎我想已经完全不用赘述了。其实他们和中兴之主的道理有类似之初。我们看历史剧的时候经常听到这么一句，某某朝气数已尽。这个气数其实是一个势，就像物理学里的势能一样，对于一个孕育而生的新朝代，上升的势能是无与伦比的，同样对于已经已经处在下降轨道的朝代，任何看起来好的举措都有可能甚至最终得到相反的结果。这么说或许有些难以理解，就好比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你送过去一碗大补汤药，基本上没什么悬念，这个病人就要一命呜呼或者病情转危了。对于极度虚弱之人，只有先以温粥救济，待气色转好，才能徐徐进补。同样的道理，崇祯帝为了解财政上的燃眉之急，撤掉了长安的驿站，最终如蝴蝶效应般导致了李闯王攻入北京，数百年大明毁于一旦。这真的可以归结为历史的偶然巧合？还是很多事情操之过急，没有按照历史规律形势造成的适得其反？今天没有李闯王张献忠，还会有别的农民武装攻入北京，加速灭亡是必然，偶然的只是最终的执行者和执行方式。再进一步说，为什么中兴之主的举措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而他们很多人的身后安排都极其巧合的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差？并非他们想要出偏差，而是情势由不得他们不出偏差罢了，他们的短暂而立竿见影的复兴透支了很多能量，也掩盖了进一步恶化的社会矛盾，粉饰了危机四伏的政治景象，最终再通过对当权者的迷惑和误判达到加速朝代更迭的效果。

　　最后，皇帝中真正聪明的人很多，但他们大多不是什么好皇帝。尽管史书上写的很多昏庸至极的皇帝，但是事实可能和史书的描述有很大的区别，即便我们承认史书的描述，其中很多不符合逻辑之处，也足以把那些“一刀切”的简单粗暴、明君庸主的判断否定。随便举两个例子，后主刘禅和万历皇帝朱翊钧，论智商，这两个皇帝就算不是历代皇帝里最高的，恐怕也要名列前茅了。先说刘禅，诸葛亮死后，所谓魏延之乱，杨仪诛杀魏延，所有朝臣都在咒骂魏延谋反，只有刘禅默默的说，魏延不会谋反，因为前后的时间上不合理，结果回来不仅平反了魏延，还赐死了杨仪。再说著名的成语乐不思蜀，司马昭的评语是“此人毫无心肝，纵使诸葛复生也不能保他长久，何况一个姜维呢？”请问对于一个亡国之君，这难道不是一个最好的评语么？你应该期待什么，期待刘禅在酒席上哭哭啼啼直言复国，然后一退席就莫名其妙的横死，子孙也被诛杀殆尽？刘禅不仅在2000多年前骗过了司马昭，到今天都骗过了一众头脑简单的读者们，也不愧是一个智者了。所谓智者，在合适的场合做对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刘禅一点毛病都没有，倘若他有三分血性，当初也不会在成都反绑双手投降，既已投降，保全性命又减轻了未来的威胁，是有智慧的人啊。明神宗四十年不上朝，却玩弄朝政于鼓掌当中，当朝首辅换了一茬又一茬，每一个人都是精明强干的人中龙凤，却没有一个人能从皇帝这里真正拿走权力，这等城府运筹，怎么会是等闲之辈所为？所以看历史，度历史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而自己独立的思考来源就是这些史料，史料依然是事实，但是能推演出什么结果，却不应该照搬史官的结论，因为他们的很多笔墨，也未必是他们自己的心声，李世民还能天天问询玄武门之变是如何撰写的，何况其他当朝乃至下一朝代的皇帝？

　　本文论述了几点中国历代帝王身上的共性和对立性，论点大多与主流观点不符，更多的是体现作者本人个人的思考结果和观点。在我看来，这些帝王身上的优点有时候恰恰是悲惨往事的培养激励，而他们身上的缺点真正的精神内核却远不是史书上寥寥数笔分析的那么简单和不值一提。超凡出群的皇帝往往有着惨淡不忍直视的人生，而庸碌平凡的皇帝身上体现的反而可能是更人性化和贴近人性本身的必然。辩证与统一，本来就是科学严谨的解读历史的基本态度，也是实现有创造性而不重复的工作成果的重要基础。正所谓剑之双刃，人之双面。皇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个群体，人数不过数百人，但是他们身上体现的，却是心理学上无法复制的特殊人群的典型特征，对他们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摸清历史发展的脉络，也有助于更加理性的认识人性的多面，是值得未来进一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