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康奈尔双学位金融MBA2018级
王申仪（左），王翔Kelton（中），刘特特（右）
本文为清华－康奈尔双学位金融MBA2018级“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课程报告，作者是王申仪，王翔Kelton，刘特特。授课教师：鞠建东（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4-2017年担任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2009-2015年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95-2014年担任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University of Oklahoma) 经济系助理教授、副教授（终身聘任）、教授，2007-2009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常驻学者，世界银行咨询顾问。获南京大学数学学士、清华大学经济学硕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鞠建东教授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产业组织，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等国际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获2016“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
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矛盾及中美贸易争端长期性的理解
一、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矛盾：
当前，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矛盾是日益多元化的全球生产、贸易结构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矛盾。本文将分别从全球经济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1、全球经济体系
全球经济体系指全球的生产、贸易结构以及消费结构。当前，全球正在逐渐形成并加强美洲价值链、欧洲价值链和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多元化生产、贸易结构的格局。
回顾全球经济体系发展的历程，自19世纪初全球贸易时代来临开始，共经历了7个主要阶段：
随着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美国与日本、欧洲的差距逐步缩小。在西欧一体化推动下，其经济增长，政治影响力扩大，要求摆脱受美国控制的状态，美、日、欧在世界市场上的经济竞争加剧。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缓，在石油危机冲击下，爆发了战后严重的经济危机，随后其经济进入生产停滞与通货膨胀交叉出现的“滞胀”状态，因此不得不放弃金本位，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国的经济称霸行为开始动摇，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以美国、西欧和日本为主的三足鼎立的格局已成定局。
这样的世界格局自上世纪80年代起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二十一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逐步取代日本成为亚洲贸易的中心。另一方面，随着1991年欧盟的形成和发展，欧元区国家在经济和贸易体量上保持了显著地位。亚、欧、美三大区域经济体GDP占全世界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14%，26.4%和29.8%变为27%，15.6%和27.5%。亚洲地位取代欧洲，当然中国的经济地位上升对其功不可没。
这种新的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在全球贸易、生产和全球消费领域都有具体表现。正好引用最近读到的两篇文章里面的数据和观点进行进一步分析。
参考消息网报道，近日日本内阁府发布了《2018年度世界潮流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快速成为高附加值产品和零部件的出口国。曾经中国一直扮演着进口高附加值零部件，在国内加工再出口的“世界工厂”角色。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断获得制造高品质零部件等所需的中间产品、生产机械等技术，并加以研究，迅速推进制造国内化。
来源：《2018世界经济潮流报告》
如上图，自1990年以来，各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这些附加值主要体现在资本品和中间产品之中。
2016年，中间产品在中国总出口中所占的比例达到41%，资本产品也达到31%，均比2000年增加10%以上。另一方面，消费产品的占比在2016年只有27%，比2000年下降21%。由此可见，中国正在从过去生产和纺织品、玩具出口以及组装工厂一跃成为生产和出口电器产品、高品质零部件、生产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的大国。
来源：《2018世界经济潮流报告》
而同期另一方面，美国出口产品的占比中，能源产品占比逐步上升，而通用机械，电气设备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
来源：《2018世界经济潮流报告》
中美两国三大类出口产品占比显示，2000年以来，中国的消费品出口占比逐步下降，而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出口占比逐步上升，逐渐形成了以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出口为主，消费品出口为辅的格局。而在美国出口产品中，以中间产品和资本品这两大类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比重。
更有趣的是下面两张图中对于中美最终消费品附加值来源的分析，中国和美国最终消费品附加值来源构成中，美国最终消费品中来自中国的附加值越来越大，而中国最终消费品中，来自美国的附加值也越来越大，缩减的正是日本的贡献。这确实也是中国上升为亚洲经济贸易中心地位的一个最好例证。
来源：《2018世界经济潮流报告》
综上，中国的地位变化和新的三足鼎立格局也符合第四次全球化浪潮的显著特点，即世界经济不再由单一国家所主导，而是朝多极化多元化发展。从一国出口或进口的商品与服务中，不仅包含了这个国家的附加价值，更包括了其他国家的附加价值。随着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成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由于技术的公共品特征，世界各个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和复杂。从客观上也要求技术市场的竞争和多元化，从而也推动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多元化发展。
2、国际货币体系
出于全球生产、贸易和资产转移的需要，世界各国建立了国际货币体系以约定国际间结算和支付的手段、汇率的确定方式、以及国际收支调节机制。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国际金本位制（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年至1971年）和牙买加体系（1976年至今）。在现行牙买加体系下，美元虽然不是唯一的国际储备货币，但仍然是全球主导的国际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一直遥遥领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是国际货币的治理机构，履行着在各国间协调管理的职能。
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与黄金挂钩不同，牙买加体系下的储备货币主要依靠发行政府的信用，而不存在客观严格的发行规模限制。牙买加体系下，美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支撑，来长期维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由于美元为国际储备货币，各国为满足国际贸易需要，必须储备美元，客观上要求美元外流，美国需要长期保持国际收支逆差；与此同时，要将美元作为各国储备货币的前提是要求保证美元的币值稳定，又要求美国不能出现长期逆差而导致的美元大幅贬值。这对相互矛盾即是将单一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必然产生的“特里芬难题”。
在IMF治理体系下，各国的表决权由其所缴基金份额决定，目前，中国已经成为IMF第三大份额国（6.41%），仅次于美国（17.46%）和日本（6.48%）。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所占份额为10.92%。[1]虽然我国在IMF的份额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排在第三位，但6.41%的份额仍然不足以代表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体量和地位。同时，由于IMF的重大事项议事规则（包括份额调整）需要经持85%以上份额的国家同意，故美国实际上在IMF的重大事项上具有实质意义的一票否决权。因此，IMF的份额调整依赖于美国的同意，故而在现行框架下打破美国在IMF体系下的绝对主导地位从机制上几乎不可能。由于IMF自诞生起即被美国和欧洲长期控制，其份额中新兴市场经济体长期处于相对劣势，在IMF协调机制下，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难以被合理满足。
1999年至2018年，虽然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占比自72%下降至62%，但其主导地位仍然明确，欧元作为占比第二的储备货币其占比曾在2009年接近28%，但此后有所回落，至2018年，其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约为20%。
反观各主要国家GDP占全球GDP份额，1960-2017年，美国GDP占全球份额自1960年初峰值的40%，逐步降至2017年的24%，日本GDP占全球份额峰值为1994-1995年的超过17%，2017年占全球GDP份额的6%，我国GDP占全球份额自2005年后扩张明显，2017年已达15%，接近日本1994-1995年峰值水平。至2018年，欧元区的19国GDP总量与我国大致相当。
数据来源：Wind
数据来源：Wind、世界银行
对比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整体上，经济发达地区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享有更高的地位，全球绝大部分的外汇储备资产均为发达国家货币资产，美元和欧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高于其对应地区GDP占全球的相应份额。
例如，目前我国GDP占全球GDP的份额已与欧元区国家占全球GDP的份额相当，但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还远不如欧元甚至日元。全球经济、贸易已呈现美国、中国（或亚洲）、欧洲三足鼎立的格局，但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美元仍然具有极强的主导地位，欧洲因为其发达国家的地位和欧元的超主权货币地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次之，亚洲及新兴市场国家市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仍然极其有限。而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量的增长和由此带来的世界经济格局的逐步变化，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货币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逐步显现，国际市场对多元化货币体系的诉求和讨论日盛。
在长期内，随着中国经济和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也将逐步上升，利用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有效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是我国在中美经贸争端中必须谋求的战略目标。吸取欧洲和日本的经验，短期内通过开放国内市场以开放的心态参与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通过主导区域经济共同体提升人民币作为区域货币的影响力，在长期内挑战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是可行的路径。这也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两国关于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关于这一点的详细讨论本文将在第二部分“中美贸易争端的长期性”中加以详细讨论。
虽然挑战美元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的路径清晰，但其实现过程仍将充满挑战。首先，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具有其内生的延续性，且此前的国际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也都源于金融危机甚至是战争等极端事件，即使若干年后美国不再是最大经济体，其货币的主导地位也不会立刻丧失。从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即可看出，虽然美国的次贷危机是该经济危机的发源地，但正是由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导致了危机对不同地区的非对称性影响，使得世界其他地区受到被动波及；其次，人民币在国际上地位的提升的必要条件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扩张，而历史上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在美国和欧洲、美国和日本的贸易争端后放缓，其总影响力均未能在争端后超过美国，这也导致其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性未能进一步提升。
综上所述，这种三足鼎立的多元化的全球生产、贸易结构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匹配的矛盾是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矛盾。
随着第四次全球化浪潮，技术的公共品特征与创新动能之间的矛盾，技术垄断推动不平等，霸权国家主导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情况可能不适应第四次全球化对技术市场竞争的要求，因而要求全球治理的多元化。故而中美贸易战不仅是美国为平衡其国际收支的贸易争端，而是美国面对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和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带来的对其全球话语权的潜在冲击而采取的应对反制战略。
二、 中美贸易争端的长期性
让我们把视角从宏观的国际格局聚焦到中美这一对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国际关系上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经过一年的贸易战，在2018年刚刚公布的数据中，美国的贸易逆差上升到了6,210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的逆差达到了史无前例的8,913亿美元，贸易战正式开打一年后，美国的贸易逆差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变得越来越大。简单来说，由于美国的消费大于其产出，其必须从国外进口越来越多的产品，关税政策并不能真正改变这种基本面扭曲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其最初挥起的301调查的大棒也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产生了更大的Dead Weight Loss。用贸易战来解决贸易战的问题只会使全球产业链收缩，并不能解决美国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和储蓄率等问题。
正是这样，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所谓的贸易逆差调节、关税等方式都只是手段，其真正地目的是拖延中国制造2025，拖延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这才是美国长期的战略心态，以贸易战为外衣下藏着的知识产权强制转移、网络攻击获取机密信息等才是美国真正担忧的地方。按照目前的GDP发展速度，中国将在十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的第一大国，这种担心GDP被逆转的忧虑才是真正美国战略层面的不安，对中国的态度也已经从“朋友”，“伙伴”变成了“假想敌”，“对手”。在这种不安没有被降低到安全范围之前，又怎么能指望中美之间速战速决呢？因此，我们应当放弃这种幻想，必须将其上升到战略层面，认识到更深层次的长期性和艰苦性。
首先从战术层面来说，对特朗普而言其战术目的更为显著。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美股的风险波动开始加大，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特朗普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经济挑战，史上最长的政府停摆带来的社会不稳定性，其增长的关税不足以抵消美国消费者从全球进口所增加的关税，其为了谋求连选连任很有可能希望在短时间内达成一份协议，也迫切地需要在政治上获得一定的政绩来达成其连选连任的战术目的。而对于中国来说，在去年美国摆出贸易的大棒后，和墨西哥加拿大等国在NAFTA协议修改中对美国的软弱态度不同，中国立刻摆出了坚决斗争的立场，摆出了“不避战不怕战”的态度，使美国放下了中国会立刻缴械投降的幻想。2018年12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达成的两国元首的共识更是开启了至今为期九轮的双边贸易谈判，两强相争下，中国人已经开始逐渐适应这种竞争加剧的国际格局和环境，整体的适应能力越来越大。相对而言中国的战略纵深更深，回旋余地更大，政策的腾挪空间也更大，人们虽然普遍依然希望能够达成一份协议，但是一年后对于贸易战的忧虑和不安已经减少了许多。相反，由于特朗普正在逐渐拆除美国一手建立的全球化国际自由贸易秩序，再加上脱欧、中东等局势的严重不确定性也正在使得世界整体的经济发展开始失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条进一步收缩，即使减税带来的刺激效应也已经在慢慢消退，使美国2019年的经济增速从3%下滑至2.3%左右，并有可能在2020年跌入-5%以下。为了转移美国国内日益加深的贫富差距等矛盾，特朗普也需要在战术层面树立一个敌人，这种现状也绝不可能短期结束。
但是，从未来更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现在的美国两党无论哪一方都已经形成了对中国的压力与日俱增的共识。看中美之间的关系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贸易逆差变宽变窄的问题，更不是一个短期的局部贸易摩擦，而是对于未来世界经济主导权的斗争，绝不可忽略其其长期性、艰苦性。同时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双边国际关系，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合作空间依然大于竞争分歧，双方应当继续围绕着建交四十年来的稳定、协调的基调行稳致远，而不是一味地抱着冷战思维、零和博弈、重现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等激进的方式来将贸易战一步步地摩擦升级。在疫情的冲击下，根据IMF的测算，在全球突发状况的大背景下，世界经济预计将在2020年萎缩3.2%。
在本轮贸易战中，美国始终在声称中国通过技术强制转移和网络攻击窃取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将自己置于道德的高地。而事实在历史上，美国自己曾扮演过十分见不得光的角色。18到19世纪的时候，英国曾经拥有者蒸汽机、纺纱机等代表工业革命的中药发明专利，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中属于尖端的位置，而此时的美国只扮演着向英国提供低价农产品的输出国角色，并且英国通过严格的移民政策等对美国实施技术封锁，偷运技术至美国属于严重犯罪。可偏偏在这个时候，美国在1793年颁布的专利法规定，无论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专利，都可以在美国获得专利保护、优惠待遇、国籍等等优渥的政策，这是不折不扣地鼓励窃取专利，这部法律也被英国人称之为滋生专利叛徒的温床。之后的历史我们都熟悉，美国通过一战二战将英国挑落马下，确立了其国际霸主的地位，一跃从全球的最大债务国变为最大债权国。
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是在一个不断动态的过程中不断前进，技术封锁并不会使美国科技第一的地位永远稳固，拉长时间来看，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有序发展，才能形成良性的可持续技术生态，一味实施技术制裁也许在短时间内有影响，但是历史多次告诉我们，这反而会让受到封锁的国家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努力冲出重围，最终甚至与其并驾齐驱或者反超前者。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目前的很多行业依然和美国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例如高精尖制造、互联网底层技术、生物医药、微电子及芯片、机器人、金融等领域中仍然存在着和国际主流市场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从瓦森纳协议开始，西方世界对于技术的遏制就是赤裸裸的，当温和的的面具被撕下，就露出了类似对中兴、华为这样“无限追溯”式威胁的真面目，而贸易战也只是这些核心真面目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从另一个方面讲，目前我们的科技发展虽然仍然有一定的差距，也仍然应当保持战略定力，不必妄自菲薄，这是我们由提高经济增长含金量、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增长的必经关键阶段。“我们要坚持自主创新，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中国没有必要跟着美国的节奏亦步亦趋，中兴和华为的故事已经告诉我们，即使和美国达成了贸易战的协议，美国也不可能放松对中国的限制，进而得寸进尺。在这方面，中国应当借着本次贸易战的机会，顺势推动一批高质量的国家发展项目，我们的意识形态和独特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我们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保持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对于我们至关重要。对于2025中国制造该有的支持和补贴，一点不能少，对于人才的引进和扶持也应当稳步推行。中国政府显然已经高瞻远瞩地意识到了这些，近几年的供给侧改革、深化改革开放、去杠杆等改革措施都是换挡加速的必要过程，近一年来我国的增速下降和经济波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去杠杆等行动带来的，我们正在拆除过去粗放式发展中产生的定时炸弹，而不是由美国贸易战带来的影响。当然，包括拆除杠杆的定时炸弹、提高科技水平等一切都需要时间，越是美国咄咄逼人的时候，我们就越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决不能用国家利益换取短暂的所谓和平，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诚然，在当今全球步入后疫情时代，国际日趋复杂的环境和日益严峻的挑战决定了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我们来说要在保持道路自信的同时，需要习惯在相互磨合和求同存异的过程中不断前进。对于中国来说，贸易战、科技打压也未必是一件坏事，有很多长期粗放发展带来的问题本身就亟待解决，中美谈判及全球竞争只是加快了这种进度。“能改的，该改的，我们一定改，不能改的，坚决不改”。通过将自身时时刻刻置于全球竞争的中心，提高科技研发的规模和效率，抬升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中的位置，才有迫切的紧迫感去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锤炼自己，利用我们强大的学习能力，不断突破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这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资本刺激边际效益递减的今天显得更为重要。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继续保持战略韧性，不断发展提升国内产业升级，进一步扩大内需消费动能，沿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拓宽多元化的国际版图，韬光养晦，厚积薄发，完成软着陆后的再次起飞。
参考文献
《环球时报：贸易战打了一年，美国刚公布的2018年贸易数据很有意思》2019-03-08
《雨果网：现阶段有关贸易战的8大问题梳理》2019-01-08
《人民日报：贸易战阻挡不了中国前进步伐》2018-10-15
《WSJ：NAFTA三国演义：墨西哥“忍辱负重”联手美国废了加拿大》2018-09-02
《恒大研究院任泽平：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 2018-06-18
《取代美国王座的，不是中国，而是…》环球网 江平舟 2019-3-23
《日政府《世界经济潮流》报告：中国正成为高附加值出口基地》参考消息网 2019-3-14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1966/zghgzz_681970/t1576880.shtml
《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变革与中国》 羌建新 2015
[1]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1966/zghgzz_681970/t157688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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